【千万考公大军 要去海外卷了】2025年8月，中国国考报名人数突破341.6万，平均竞争比达86:1，某省省考单岗位竞争激烈程度更创下1:1027的纪录。当国内考公赛道被挤成“独木桥”时，一场另类的“全球巡考”正在悄然兴起——从温哥华市政厅到新加坡组屋管理局，从日本茨城县政府到奥地利哈尔施塔特旅游局，中国留学生的简历如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的公务员招聘系统。这场跨越国界的“上岸”潮，既折射出当代青年对稳定生活的集体渴望，也撕开了全球化时代职业选择的复杂图景。北京某985高校硕士毕业生李然（化名）的求职经历，是千万考公人的缩影。为备考某中央部委岗位，他连续三年每天凌晨5点起床刷题，深夜12点后才能休息，日均学习14小时的作息让他的眼镜度数三年间暴涨300度。最终在第三年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进入面试，却因“缺乏基层工作经验”和“岗位匹配度不足”被淘汰。李然的遭遇并非孤例，某公务员培训机构数据显示，2025年其学员平均备考周期延长至28个月，备考成本（包括培训费、资料费、生活费等）普遍超过5万元。国内考公的激烈程度，已远非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所能形容。2024年，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179万，叠加经济下行压力，公务员岗位因其“旱涝保收”的特性，成为青年眼中的“诺亚方舟”。稳定的薪资、完善的福利、较高的社会地位，以及“35岁不失业”的安全感，使其在不确定性增强的就业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。然而，当341.6万人争夺有限岗位时，“上岸”难度已远超合理范围。
某省考中，一个街道办岗位吸引1027人竞争，其中不乏海外名校硕士，甚至出现“博士考乡镇”的极端案例。这场“考公经济”的狂欢，进一步加剧了内卷。某在线教育平台数据显示，2025年考公培训市场规模突破200亿元，一线城市考生人均花费超5万元。从“行测秒杀技巧”到“申论万能模板”，从“面试反套路训练”到“体能测试特训”，考公产业链已渗透到求职的每一个环节。即便如此，成功“上岸”的概率仍低得可怜——某机构统计，连续备考三年仍未能录取的考生占比超过60%。
当国内赛道日益拥挤，部分青年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。近五年间，中国学生申请海外公务员岗位的数量以每年20%的速度增长。加拿大2024年有超过500名中国留学生申请公务员职位，同比激增30%；日本202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外国籍人士中，83人为中国人，其中半数以上为中国留学生；新加坡虽以300:1的竞争比筛选行政岗位人才，但仍有10名中国留学生凭借双语优势和国际化视野成功“上岸”，进入教育部、交通部等核心部门。
海外考公的兴起，离不开部分国家主动放宽政策限制的战略调整。日本大阪府在2022年修订《地方公务员法》，明确允许外籍人士报考除警察、消防等特殊岗位外的所有行政职位；奥地利哈尔施塔特因旅游发展需求，引入中文人才，取消公务员考试的国籍限制；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通过“全球管培生计划”吸引人才，中国留学生可通过该项目进入州政府交通、环保等部门轮岗，积累国际化行政经验。对留学生而言，海外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职业稳定性，更在于其与“身份留存”的深度绑定。在澳洲，硕士毕业生若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州政府工作，可直接获得485签证延长至5年，期间享受与本地公民同等的医疗、教育福利，积累满2年工作经验后即可申请技术移民加分；奥地利则推出“红白红卡+”制度，中国留学生凭公务员职位可快速获得该卡，不仅享有合法工作许可，还能在购房、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政策倾斜。这种“职业+身份”的双重保障，使公务员成为留学生扎根海外的战略选择。
然而，海外公务员岗位并非“避风港”，其背后隐藏着更高的隐性门槛和现实困境。
新加坡公共服务部门虽提供优惠购买组屋、居家办公等福利，但考核机制堪称严苛：公务员需每两年接受一次360度绩效评估，连续两次排名末位将被解雇。2024年，新加坡公务员系统裁员率达3.2%，远高于国内体制内0.5%的淘汰率。某被裁员工透露：“部门以‘数字化转型能力不足’为由解雇了5名资深职员，其中3人拥有20年以上工龄。”加拿大公务员平均年薪约5.2万加元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；英国公务员因薪资低下多次罢工，2024年起薪仅为2.8万英镑，不足医生起薪的1/3。在温哥华，公务员月薪4000加元扣除房租、交通后所剩无几，网友调侃：“温哥华治好了颈椎病，却治不好中国胃。”
语言与文化壁垒是海外公务员体系中最难逾越的鸿沟。在奥地利哈尔施塔特旅游局工作的王悦（化名）透露，其面试包含三轮方言测试，入职后还需参与社区文化课程以融入当地：“有次因为没听懂同事的巴伐利亚方言俚语，把‘紧急会议’听成‘咖啡时间’，差点酿成工作事故。”日本JET项目要求参与者每年提交50页以上的社区融入报告，内容需包含对当地节庆、饮食、家庭结构的深度观察；澳大利亚州政府管培生需在两年内完成300小时的志愿服务，包括参与原住民文化保护项目。
即便成功“上岸”，海外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也面临天花板。日本202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外国籍人士中虽有83人为中国人，但日本社会的同质化特征和严格的公务员制度，可能让外国公务员面临职业发展瓶颈。一位在厚生劳动省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透露：“部门会议常用方言讨论，我常常需要同事翻译才能理解核心内容。”德国某市政府招聘的4年期合同工，续签需通过德语C2考试并提交3篇学术论文，某中国员工因论文未达标被解雇：“德语学术写作的难度远超想象，我的导师甚至建议我改用英语发表。”
海外考公潮的兴起，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职业选择逻辑的变迁。当国内互联网行业收缩、金融行业降薪，当“35岁危机”从私企蔓延至国企，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：要么在国内“卷”体制内，要么到海外“卷”新赛道。对部分留学生而言，海外考公的本质是“曲线救国”——澳大利亚绿卡政策规定，在州政府工作满两年可申请技术移民加分；新加坡教育部岗位为外籍员工提供EP工作签证，满足条件者可申请永久居留权。这种“体制内身份+移民便利”的组合，吸引着大量中国留学生。2025年加拿大公务员招聘中，中国留学生申请量同比增长30%，其中65%明确表示“主要目的为获取签证”。然而，这种“上岸”往往充满不确定性。日本JET项目虽属公共服务系统，但本质是“文化交流型”合同工，一年一续且服务期不超过5年；德国某市政府招聘的4年期合同工，续签需通过德语C2考试并提交3篇学术论文。即便成功留任，文化隔阂也如影随形：在新西兰奥克兰政府工作的林同学发现，同事聚餐时讨论的橄榄球规则和毛利文化典故，常让他感到“像局外人”。
海外考公潮的兴起，暴露出国内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。当341.6万人争夺有限的公务员岗位时，我们是否该反思：为何年轻人宁愿远渡重洋，也不愿投身实体经济？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指出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、日本“终身雇佣制”的衰落、北欧“工作生活平衡”理念，都提供了不同的发展范式。他呼吁，应通过完善劳动法、打破行业垄断、提升职业教育地位，为年轻人创造更多选择空间。真正的“上岸”，或许不在于地点，而在于对职业本质的认知。正如在加拿大工作的Astro所说：“这里没有‘体制内’的说法，公务员就是一份普通工作。我选择它，是因为喜欢弹性工作制带来的自由，而不是因为它能带来什么社会地位。”当社会能以平常心看待公务员职业，当“成功”不再被单一标准定义，或许年轻人才能真正摆脱“上岸”的焦虑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坐标。
在这场全球围猎“铁饭碗”的浪潮中，没有绝对的赢家。但至少，它让我们看到：当内卷成为时代底色时，年轻人依然在努力寻找突破口——哪怕这个突破口，远在地球的另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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